【简介】
杨倬，（1913-1996）广西人，1939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化学工程系，1947年以广西省第一名的成绩考取免费留学美国密歇根大学化学工程系，1950年回国任广西大学教授。1952年院校调整后历任华南工学院教授，轻化系制糖专业教研室主任，轻化系主任，中国制糖学会副理事长等，撰写“制糖工艺”等多部专业著作与教材，毕生致力于制糖工艺及节能的教学与研究。
 
 
六十年前华工成立，父亲第一批调任，参加组建始直至退休，一生结缘在华工。
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，当时国家百废待举，迫切需要各种专业人才。在海外的知识分子看到了祖国发展的新希望。父亲从美国密执根大学毕业后有安稳的工作。一九五0年他毅然放弃优薪厚职，满腔热枕回来报效祖国。那时，美国对中国从物资到人才全面封锁。父亲与其它有志人士，绕路欧洲，几经辗转回到国内。初任广西大学教授。五二年院校调整，尚几个月在襁褓中的我，跟随父亲杨倬,母亲孙世淑及姐哥安埭,安垣,安尧来到华工。父亲任职化学工程系，参与组建制糖专业。从小看到的是，父亲下班回来后，总在书房里继续工作，书房四壁的书柜顶上了天花板，放满了各种不同国家文字的专业书、工具书、各种教材。在书房里，他为新开设的课程书写教材和备课，为设计有效合理的设备精画图纸，为了解介绍新的技术趋势，查看和翻译资料。一杯茶，一支烟，每晚书房的灯光一直亮到12点，对专业知识锲而不舍的追求。在上世纪五、六十年代，蔗糖在国民经济的民生中起重要的作用，经济困难时期，要发糖票，与米，油等同等分量，得肝病才能有额外多一斤的糖票作为营养补助。那时，父亲常常在思考如何能使甘蔗在生产蔗糖时中有更高的得率，如何全面的实行综合利用。家里常有同事的叔叔阿姨老师来讨论。有时特别热闹的是大学生哥哥姐姐们来了，父亲总是不厌其烦地耐心解答学生们提出的种种问题。多年的教育工作，桃李满天下，从制糖专业毕业的一届又一届学生，在全国各地的糖厂都发挥了骨干作用，推动着制糖达更高水平。在教学同时，父亲非常强调科研并重，用掌握到的新技术帮助工厂解决技术难题。动力能源一直是广东工厂的难题，严重阻碍了生产的发展。从1970年代中起，父亲就在全国当时有名的综合性大厂江门甘蔗化工厂，主持“锅炉热能循环工程”，充分利用锅炉余热，开辟新的动力来源，既环保又节省资金，切实解决了工厂的实际问题。在此期间，工厂的叔叔伯伯经常来讨论遇到的具体问题。他也经常出差，到工厂探讨解决工艺设备的改进方案，出差几天回来，已长出胡子茬，他又马不停蹄仔细绘出一张张设备草图，到工厂试验修改再试验，直至成功。此项技术很快推广到全国的制糖厂，并获得轻工部颁发的节能新科技奖。记得有一次连续几天好多叔叔伯伯来讨论，是在为援助非洲设计糖厂，提出种种不同的方案。
   他把大部分的时间奉献给社会给工作，在我小时候,只有在吃完晚饭时才有机会和父亲亲近在一起。从松花江路散步到五山路口，就会习惯性地拉着父亲进去新华书店，从华工幼儿园到小学的不同阶段，从小人书到科普，从人物到历史传记，买回家就讲故事，那是最快乐的天伦之乐时光。他带着我们走进知识的海洋，从小养成涉猎广泛的读书习惯。他对我们五个孩子非常民主，慈祥可亲从无历声苛责。除了书，我还要求的一样东西父亲总不会拒绝，那是邮票。那时资讯不像今天如此丰富。集邮能扩大知识面，搜集到和买到的邮票拿去问父亲，从他解释中学习识别不同的国家文字，了解听到各国不同特点的新鲜故事。从小就听父亲说：“不懂就一定要学要问，在学问面前永远不要不好意思开口，学完问完，还要思考，化为有用的知识。”这些话，从儿时就一直铭记心上，受益至今。
1974年，广州石化厂组建，当时这是一个中央直属的重大项目。从西德进口一系列的主要设备，从安装到使用的说明书，全部都是德文的。这事急坏了项目负责人，因为到外语学院请到的教授，大都不懂工程的专业术语，无法解决问题。一旦西德专家回国，项目不得不停顿，带来的损失难以估量。他们找到华工，最后转托到我父亲处，该厂负责人高兴地说，”这回找对人了”。父亲初中在上海入读St.John’s 学校,，其它科目多用英文教材，唯数学科目，老师是德国人，只用德文讲课。凭借坚实的德文基础,父亲不计报酬地答应把全套说明书翻译出来。等资料搬到家后，大家吓一大跳，足足有一尺半的厚度，资料上全是密密麻麻的德文和图案。如此繁重的翻译工作，本应由一个团队来完成，现在却要由忠厚老实的父亲独立一人完成，难度可想而知。在其后一个多月的暑假里，父亲整天坐在那时没有空调的书房里，忍受酷热湿闷，每天不停地工作。妈妈和妹妹安填心疼之余，唯一能做的，就是煮好绿豆糖水，用扇子给他扇风纳凉赶蚊子。终于完工了，他廋了好几斤，人也苍老了许多。我们说：这又不是你的本职, 太辛苦了! 他乐呵呵地说，没关系。不管是哪个专业, 只要我的知识能有所用，就是最大的心愿。除了资料翻译外，父亲还数次到石化厂与西德及中方人员一起开会，研究安装方法等，为石化厂的前期工作做无名英雄，他的默默奉献和智慧能力都得到大家的敬佩。
 
七九年我从华工批准到香港定居。那时粤港交通不像今天这样便捷，只能每年回广州探亲一次。每次问有什么需要，他从来不提物质上的需求，向我提出的要求只有两次，一次是要我帮忙在香港订阅国际的制糖专业杂志，他说原来国内也有，文革中中止了，很可惜，不能及时了解世界上同行业的新技术新动向,造成了与国际学术界的断层。从我到港后就每年都为他订美国和澳大利亚专业杂志带回广州，一直到他去世。
另一次是他在电话中嘱我买英西，中西大辞典各一部。父亲多年的刻苦学习,早已熟练精通中英德法日俄多国文字。嘱我买辞典时，他已经七十多岁了，才开始学西班牙语。辞典买回去两年后又一次回家，他递给我一本有关节能设备的新书，说：“谢谢你的大辞典，已翻译并出版了这本西班牙语的书。”
一次他和母亲到美国纽约妹妹安填家，在她家附近发现有一图书馆。他如获至宝，在探亲一个多月的时间里，每天下午必去浏览。在那里他又发现一本介绍新技术的书，于是又在图书馆着手翻译，回国后又出版了。“活到老，学到老，做到老。”父亲从没有夸夸其词，但他的行动以身作则，从小使我们耳濡目染，成为楷模。
八三年父亲第一次到香港探亲，按当时的入境条例，可以留港长期居住。我也很希望能尽女儿侍奉的孝道。但是爸爸说，“不留香港了，还有很多事。刚恢复带研究生，回去马上就要毕业答辩。还有下个月澳洲的制糖学会和大学要来广州交流。能有机会来看看香港，看看你们，与校友们聚聚，就很好了。”那天夜里我们聊到很晚。父亲一生也不平坦，满腔热忱回国后，他出于良知说过一些真话,曾被打成右派，文革期间也受到冲击。虽然从未听到他有什么抱怨，但我心里都觉得他挺委屈的，这也是之所以我希望他能留在香港，度过平静幸福的晚年。我很认真的问他：“从美国选择回国，经历这么多风风雨雨，你有后悔吗？”很清楚地记得当时他不加思索地说：“没有后悔。当时不回国，可能物质生活条件会好一些，生活也平静些，但是一个人所学所用，如果不能为自己国家报效，那才会一辈子后悔。这几十年的风风雨雨，是整个国家民族而不只是我一个人面对的。今天已经改革开放，国家在进步，不是越来越好了吗？”父亲说这番话时，已近八十高龄，是在香港自己女儿家中，不是在开工作会，也不是在向组织汇报，这是一个老知识分子发自内心的肺腑真言。我当时眼睛湿润了，反而哽咽着说不出话，父亲拍拍我的肩膀说：“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，尽自己应尽的责任，就一生无悔。”以往我佩服父亲认真不懈的学习精神，深厚渊博的专业知识，那一刻，我更钦佩他对自己一生中大我和小我的定位，他广阔的海量胸襟和深深的爱国情怀。
在九十年代，父亲虽已退休，但他从未停止对专业发展的关心，对新技术的追求，一直在兼做各种翻译工作，积极参加与策划国际与国内行业的交流。他也一直是全国高校教材出版社的编委。一九九六年九月，他去珠海参加一次全国高校教材出版编委的会议时，心脏突感不适，发病后送回广州治疗，后不幸逝世，享年八十四岁。可以说，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，父亲还坚持在自己为之奋斗一生的教育事业的岗位上。父亲五个子女没有一个学制糖,在病中他念念不忘嘱咐的一件事, 就是把书房里他几十年来收集购买的四壁书柜的专业书籍和资料,全数捐献给学校。
父亲孜孜不倦的学习精神，鞠躬尽瘁的工作作风，满头银发的儒雅气质，宽厚仁爱的慈祥笑容，点点滴滴，仍时时涌现，永远活在我们心中。满目青山夕照明, 每次祭拜父亲时，在银河公墓的苍松翠柏墓前，除了告知亲人的近况，我还会告诉父亲华工的变化，诸如成立了轻工与食品学院啦;在番禺大学城，华工又建起了新校区，新楼还设计得到特别醒目；还有华工的制糖专业，仍然是学校里国家级的重点学科……因为我相信，华工的进步和成就，一定是父亲在天之灵最想听到和最感欣慰的。
今天,华工迎来甲子华诞。六十年来，有千千百百个为培养华工人而严谨治学，敬业奉献，甘为孺子牛的教师，父亲只是其中一员。他们尽心尽力，锲而不舍，把“追求卓越,务实进取”的基因种进每个华工人心中，培养了数以二十万计出类拔萃的华工毕业生，使华工不愧为当代出色的工程师摇篮。衷心地祝愿华工,在建设国内一流，世界知名的高水平大学的前进道路上再创辉煌。
 
 
杨安坪 写于香江
2012年7月5日
（作者为香港华工校友会副会长
香港立颖国际有限公司董事长
国际香精香料协会董事会成员
中国香精香料化妆品协会副理事长）